否则，只是概括性地要求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遵守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而对调查活动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则，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怎么可能达到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呢？ 然而，目前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不执行《刑事诉讼法》，不适用《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查取证的规范，只需要执行《监察法》。

对于心理系统而言，社会系统为其内部结构的建立与运作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复杂性与选择可能性，从而促进了心理系统内部的建构。总的来说，宪法乃是政治系统内部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与过程确定政治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边界的过程与结果。

一、隐藏悖论：作为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共同演化之成就的宪法 宪法是法律，更是根本法。对系统而言，一项刺激的出现，意味着给系统提供了在多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进行相关选择的机会。此种关系典型地出现在宪法之中，从而导致宪法既具有政治性，又具有法律性的双重属性。如果我们将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进行观察，并采用系统分化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现代宪法的起源以及演变的逻辑。就二者的关系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各自通过各自的代码化运作构成自身的运作封闭性，但又互为对方的环境，互相激扰，从而保留了互相影响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法律，这些类型的权力是根本无法被想象的。地球引力限制了生命体的身体与器官移动可能性，使得生命体基本上只能在贴近地面的有限空间移动。人民主权的概念解决了绝对主义君主主权的自身的正当性问题。

对系统论宪法学来说，政治优先论乃是法律系统为了隐藏自身合法/非法的二元化代码运作而采取的一个隐藏自身悖论的策略，而同样的策略也存在于政治系统隐藏自身主权悖论的运作中。也就是说，政治系统直接介入经济细节，根本不可能得到经济信息，而只能生产出政治信息。系统论宪法学期待能够在中国法学的诸种有益论辩中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成为整个法学光谱中的有益一环。[44]借助于格雷格里#8226;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亚什比(Ashby)、福斯特（von Foerster）等人的研究成果，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指出，不仅生物系统是自创生的，并且人类的心理系统与社会系统也是自创生的。

例如，政治系统不能对个案的裁判进行直接的干涉与处理。政治宪法学强调宪法学的政治优先性，规范宪法学则注重宪法的法律优先性。

[85]无论对于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宪法都意味着某种复杂性落差的存在，意味着更多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工作，通过自然权利理论与权力分立的理论，绝对主义主权的恣意性问题，基本上被解决。[79]一方面，宪法切断了法律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直接关联，从此只有在少数例外情况下，才允许政治、历史的因素引入法律。此时，权力的正当性根据来自于法律的授权，而法律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就可以将权力辐射力传导到最远的范围。

因此，宪法的政治性与法律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关系，而是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为了自身运作而互相借用的结果。[28] 洛克与孟德斯鸠通过将最高权力予以分解，形成制约与平衡结构的设想，就是着眼限制主权的恣意性以保护个体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成文宪法的产生，同时解决了主权性权威的正当性基础与恣意性限制的问题。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任何法律的改变，都会造成一个后果，即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外一部分无利。

自创生概念意味着，在自创生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中，是系统自身内部的运作为此种系统与环境的关系设立条件，进行调控。[48]而被包容的要素就能够对系统产生影响，被排斥的要素就很难对系统发生直接的影响。

[54]因此，结构耦合对耦合着的诸系统来说，是必要的和构成性的，它定义了各自系统的过程特征，以及系统自身。本文试图综合卢曼相关著述的整体，并基于中国宪法学的历史处境与现实，对该问题做一个贯通性的研究。

对此，本文已经做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与阐述，此处不再赘述。这就给法律系统的变迁与调整提供了机会与可能性。宪法中关于立法权限及程序的内容，则是从正面规定，政治系统可以通过哪些符合宪法的程序与方式，对法律进行刺激和影响。[16]又例如，中世纪阿奎那著名的神法、永恒法、自然法与人法的法律等级体系。[23] 从18世纪开始，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主权的绝对性及其超越法律的恣意，在从欧洲中世纪等级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过渡中，遭遇了现实的困难。在法律系统的所有外部环境中，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都是被法律系统所包容的外部环境因素，例如，政治系统通过宪法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的关系，经济系统则通过契约和所有权与法律系统发生结构耦合关系。

[33] 其次，正如卢曼曾经指出的，宪法教义学的法源论并不能回答宪法的内容是什么以及是否以及为何必须提供一个宪法，以及如何证成宪法的最高性与根本性等问题。[34] Niklas Luhmann, Politiche Verfassungen im Kontext Des Gesellschaftssystems（II）, Der Staat, Vol. 12, No. 2(1973), S172. [35] 卢曼比勒菲尔德大学曾经的同事迪特尔∙格林就采用了此种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研究宪法史，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

这需要概念与方法的创新。例如，借助于法律系统的合法性功能，政治系统做出的集中的有拘束力的决策能够更好地被贯彻与执行，而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形式，尤其通过对立法权限及其程序的设置，法律系统也大大增强了对政治系统刺激的敏感度，从而大大增强了法律系统学习和改变结构的机会。

就此而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就很难被混同，因为无论对法律系统还是政治系统而言，都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替代它。另外一方面，这也是绝对主义国家君主与封建领主之间对抗与斗争，扫荡封建君主的堡垒，形成统一国内秩序的后果。

由此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既实现外部环境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又使得外部环境中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联被强化，某些因素与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弱化，甚至被直接取消。[18] [德]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8页。然而，尽管借助于宪法这个结构耦合的关系形式，政治系统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政治系统对法律系统的影响，并非是全面渗透，而只能通过宪法这个结构耦合形式所设置的条件化的渠道才能够进行。而系统论宪法学则提供了一套系统、清晰而富有解释力的理论和概念工具，清晰地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

[45]事件的性质是，其并不持续占据某个空间的点，刚刚产生，旋即消失。[90] Niklas Luhmann, operational closure and structural coupl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13 Cardozo Law Review 1419, 1438(1992). [91] 关于社会学启蒙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参见Niklas Luhmann,Soziale Aufklärung, in Niklas Luhmann, Soziologische Aufklärung 1 ,6. Auflage, Westdeutscher Verlag,1991,S66-91. 作者简介：泮伟江，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我关掉办公室的门正准备出去，这时候有人告诉我外面在下雨。[57]就此而言，信息本质上是无法由外而内地从环境向系统传递的，只能是系统内部制作出来，因为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限制的选择的范围，也只有系统能够通过运作的差异制造信息。

[13] 古典自然法以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宇宙论为基础。[67]这意味着，相对于法律系统外部环境中的其他诸多因素中，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更容易也更可能对法律系统产生刺激，从而通过差异制造差异，即在法律系统内部制造出信息与惊讶，最终使得法律系统对两个系统的刺激做出回应。

系统的开放性以系统的封闭性为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因果关系的条件，是由系统自身的运作，而不是由环境预先设置的。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72] Niklas Luhman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and Charles Larmo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156-160. [73] [德]韦伯：《经济与社会》，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7页。

信息的本质是，在某些可能性的范围内，对某种可能性的选择所带来的惊讶效果。[83]如果我们将结构耦合的概念与互渗的概念[84]结合起来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结构耦合概念其实是某种对于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而言都充满更多混乱与无序之流。

随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争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争论，类似的称呼已经约定俗成，并被广为接受。例如，法律可以通过遗嘱、信托、契约，设置某种原本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新的权力。

参见： Niklas Luhmann, Introductions to Systems theory, Edited by Dirk Baecker, Translated by Peter Gilgen, Policy Press,P92-93. [71] 例如，2018年4月14日在2018基石资本客户年会上，经济学家许小年教授就曾经指出：最近几年的企业调研使我发现，做好一个企业和宏观没有太大的关系。其次，宪法作为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结构耦合，同时也意味着，宪法的出现，同时提高了法律系统与政治系统各自的运作自主性与内部的信息处理能力。